第45章（第1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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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作家群体为了追求理想的个体生命力，并以此去消解政治国家权威和超越前辈作家困境，竟无意识地置起码的人道原则于不顾，竞相崇尚反生命的暴力！
当然，《红高粱》中人物（“我”
）的错误思想、“危险思想”
，不一定就是莫言的，“修词成章”
之为人的作者与“营生处世”
之为人的作者不能混为一谈。
况且，小说不这样写，写得中规合矩、四平八稳了，那《红高粱》就不成其为《红高粱》，莫言也不成其为莫言了。
《水浒传》等等也都有滥杀无辜的情节，读者之所以认可它们，是因为他们不是白痴，都是神经正常的人，不可能由于读了这些就去杀人放火、打家劫寨、占山为王、组建武装。
因而，据此说莫言反人道反生命可能有点“书生”
气了。
不过，作品和作家是可以、也能够彼此分开来谈的，作品有问题，单讲作品的问题，作家有不足，只说作家的不足。
具体到《红高粱》，“戴凤莲默许余占鳌暗杀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单家父子、之后当上单家新主人、公开地让余占鳌成了床上客，而自己似乎没有任何良心不安……没有任何真正的道德反省”
，同样缺乏一定的可信度与相应的历史深度。
要知道，再叛逆的教义与情感，也训练不出这样的人物!
没有可信之心理与灵魂深度的人物，却是编出来了，被作者推上前台来了，只好继续编下去，用一些想当然的“道理”
说服大众，使他们相信。
比如，对于罗汉大爷，“我奶奶是否爱过他，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，都与伦理无关。
爱过又怎么样？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，只要她愿意。
她老人家不仅是抗日英雄，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，妇女自立的典范”
。
这就开始乱说了，不知现代意义上的“自立”
“先驱”
谓之何物地乱用一气了。
而把“上床”
的无节制，纯然跟着感觉走，全冠以“解放”
，似乎不这样做反不足见“解放”
，正是“五四”
那代人标“新”
立“异”
，好走极端的标志之一。
很不幸，这极端又被“文革”
那一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们，继承并“发扬”
光大。
究实看，他们的思想深处与其叫什么“解放”
、“觉醒”
或“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