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章（第1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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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思和先生认为这部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：“《长恨歌》写了家庭和社会的脱离。
事实上，除了官方的，显在的一个价值系统，民间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。
几十年来，上海市民的生活实质没有多少改变，它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，《长恨歌》写出了这种独特的生活规律。”
（祝晓风：《王安忆打捞大上海，长恨歌直逼张爱玲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1995年11月1日第1版。
）它同时也可以解释王安忆所有世俗叙事的价值动机。
王安忆认为，上海人活在生活的芯子里，穿衣吃饭这些最琐碎最细小却最为永恒的活动，最能体现本质的人性。
她写这些生活，便是在写人性的本质。
我们也发现，的确，王安忆叙写的人性本质不但在她描述的当代背景中成立，而且即使换到遥远的过去与虚设的未来，这一切也会一如既往。
让我们审视一下这种“民间的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”
和“永恒”
的实指——它实际上指的是民间生活的“日常性”
，即与人的日常生活相关的那些基本稳定的生存常态。
这种常态里的确隐含着它自身的价值观念——维系生存的物质至上观，和指导行动与价值判断的利益至上原则。
它当然与官方的意识形态至上观有着基本的不同，并往往在冷酷的环境中显示出顽强而温馨的生命亮色。
但是当国家对社会拥有绝对权力时，“民间价值系统”
本身的脆弱特性便呈现出来，它立刻会变为一张驯顺无声的白纸，任凭权力随心所欲地涂写，而那种所谓的“生命亮色”
也只能降低到生物学的水平。
关于民间个人的生活习性、情趣爱好在后极权社会中仍然谋求顽强存在的情形，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和杨绛的《洗澡》均有所表现。
不同在于：杨绛侧重这种个人空间被损害后的残缺性，王安忆则侧重个人空间在被挤压中的相对完整性。
杨绛的“残缺”
是因为主人公的精神人格独立诉求遭到摧折与毁灭，因此其伴随物“情趣存在”
也残破凋零；王安忆的“完整”
是因为主人公根本没有这种精神人格的独立诉求，因此作为其全部生命内容的“情趣存在”
如果能保持完整，就意味着生命保持了“完整”
。
可以说，《长恨歌》写了一个专门为物质繁华而生的族群。
因此，所谓“永恒”
的、“相对独立”
的“民间价值系统”
实际上是滤掉了终极性的精神之维后的人的“物质形态”
，它既“独立”
于国家意识形态，又“独立”
于自由个人的精神价值。
它超越了历史，而展现为一种社会的“生物学”
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