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（第1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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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向敬畏数字。
在我生活中发生的所有的特别事情，无不被有序地排列在数字的网络之中。
正文二
1981年6月21号，上官瑞芳疯了。
十年之后的1991年6月21号，我父亲死了。
而且事情发生得都是那么意外，让人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
我宁愿把一切看成时间上的巧合，而正是这种我们无法勘破的巧合，永远使我心生惶恐。
当2001年的新年钟声被敲响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无端地被提了起来。
今年，我对与之相关的年份都有高度的敏感和超凡的记忆。
比如：一百年前，也就是1901年，也是一个极其动乱的年份。
义和团闹得很凶也很复杂；签订辛丑条约；清政府下诏改科举，废八股，考中国政治事论；武科也废了，建立武备学堂，操习新式枪炮，令当时的天下文武学子大吃一惊而无所适从；西太后跑掉了又起驾回京；正与俄国人谈判的李鸿章突然去世，不该死去的人死了。
这一年国际上也不太平，有相当重要的人物死亡，一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。
这个了不起的女人统治了英国半个多世纪，创建了一个辉煌的“日不落”
大英帝国。
二是美国，这年死了两个总统。
一个是第二十三任总统哈里森，一个是第二十四任以及二十五任总统麦金莱，后者很不幸，是遇刺身亡。
在纽约的一个博览会上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用手枪击中了他。
他在世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让人疑念重重，想入非非，他说：“上帝，我离你越来越近了。”
真的有上帝吗？不管是否真有上帝，他信仰，他便去得很安详。
对于年份的迷信，可能也就是我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的糊涂信仰，以便依靠什么来寄托自己的哀思、怨尤以及内疚悔恨之类的杂乱思绪。
一百年前的美国，死亡两个总统却并没有妨碍它立刻获得新的总统，而且是朝气蓬勃的年仅四十二岁的哈佛大学研究生罗斯福。
所以这一年，无论美国总统的死亡率高达多少，美国还是丝毫不受影响地出现了钢铁巨头，这就是拥有十亿美元的摩根钢铁公司。
这一年的英国，似乎也没有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而出现衰弱迹象，英国皇家海军力量空前强大，与德国海军开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军备竞赛。
这两个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，为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积累了战争风云。
战争可不一定完全是坏事。
从更长远的空间来看，战争是最快的文化交流方式，并且优胜劣汰，最有效地为增长过快的人类自然减员，还是文学名著的摇篮——如果没有大悲大痛，哪里有那么复杂动人的小说？而欧洲，比如法国，在任何年份都醉心于艺术，也就是百年之前，年轻的毕加索在巴黎一家著名的画廊首次展出了他的作品。
他对于蒙特玛塔街头贫困小市民生活的迷恋和表现，赢得了艺术界的青睐，使他成为了一代天才的画家。
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上帝有一点偏袒美国和欧洲，而我们，似乎命中注定只能被迷信一再地损害。
假如我更早地醒悟到这一点，我一定会竭力支持我父亲去美国的，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至少证明，它无疑是一个更有福气的国家。
1990年，联合国有一个小麦科研项目，需要父亲去美国工作一年半。
如果他去了的话，将会在1992年上半年回国。
因此至少我敢说，我父亲肯定就不会在1991年的初夏，为了购买便宜的盗版书，在路灯坏掉的马路上，死于小偷什么都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
那时候，在我们家庭里，我母亲的意见分量很重。
我母亲认为，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，腐朽和黑暗的东西很多，如果一去那么长时间，在学院众多要求入党的教职员工当中，父亲入党的希望就很微弱了，说不定在将来的政治运动中，他在美国的经历还会变成说不清的历史问题。
像这种一害自己、二害子女、三还得夫妻分居一年半的事情，何苦呢？哪里没有土地，哪里的土地不生长小麦？父亲转而征求我的意见：“你说呢？你都三十岁了，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想法。
你们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些问题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