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7章（第1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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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三，犯罪手法相似。
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三起杀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。
三名死者分别死于失血性休克、溺死及火灾。
然而，透过表面征象，仍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。
首先，凶手在作案时都戴了手套以及帽子，并着意清除足迹。
其次，因每次犯案时都需要携带一定数量的犯罪工具，例如保险箱、水囊、水桶及油桶等等，凶手疑似驾驶机动车辆前往犯罪现场。
再次，部分犯罪工具性质相同。
在富民小区杀人案及富都华城纵火案中，凶手都曾用乙醚来麻醉被害人，并用相同（或相似）的黄色胶带束缚被害人的手脚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第47中学杀人案中，凶手用木棍敲击的方式使被害人丧失反抗，而在后两起案件中则使用了乙醚。
这似乎表明凶手在系列作案中，对作案手段的风险及可靠系数进行反思，并有意升级，进而选择更有效、保险的手法。
最后，凶手在三起案件中，都采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琐程序来完成杀人。
从现场重建分析的情况来看，在致被害人死地之前，凶手都已将被害人彻底制服。
此时，杀死他们实在是易如反掌。
然而，凶手甘愿冒着在现场停留时间过长，随时可能暴露罪行的风险，费时费力地安排了非常复杂的“仪式”
来杀死对方。
于是，魏明军被迫用自己的血当作墨水来解题以获得密码。
姜维利重回“子宫”
并溺死于“羊水”
之中，以实现“就当你从未生过我”
的狂言。
在吴兆光身上，则几近完美地重现了侯永梅被烧死的整个过程。
这种“仪式化”
的现场传达出来的意义是，死者曾给他人带来的痛苦，最终都报应在自己的身上。
以凶手的缜密心思，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道理：他在现场进行的活动越多，留下痕迹物证的风险越大。
他之所以仍然坚持这么做，乃是他希望借此实现所谓“公平”
的强烈意愿所致。
换句话来说，单纯杀死三个被害人，并不能充分满足凶手的内心需要。
置其于死地，固然是凶手追求的目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