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管窥之四（第1页）

从前为《国闻周报》写过三篇《日本管窥》，曾答应王芸生先生说，末了还有一篇其四。

可是一搁就是一年半，不曾交卷，愈搁愈不好办，到得现在虽想决心清理，这本卷子却无从下笔，着实感到为难。

这缘故自然一半在于我自己的懒惰，一半也总为题目的难做。

本来只要熟读了《东莱博议》，天下没有不好做的文章，其诀窍便是趋与避耳，趋即投机，应该怎么说的就怎么说，避即忌讳，不应该说的就不说是也，不佞未尝不读过《博议》，而且也作过管仲或汉高祖论，可以随意褒贬，不过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近日来更是思想顽固，不大会得通融，所以写出文章来总难合式，我曾经说过，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，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，这回又特别“烦恼自取”

，想来谈日本的别一方面，其写得不好更是活该矣。

其实自己知道不容易谈的东西原可干脆的不必谈，这道理我也明白，但是我们平常多只注意于所谓文化，所见的往往偏于盾的一面，今为补足起见自不能不来谈一下，若其事倍功半，即俗语云吃力不讨好，则本来是早就知道者也。

去年八月间我写《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》之二，其中有这几句话：

“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，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，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。

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，但趋向并不相同，有时常至背驰，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，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。

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，觉得他一切都好，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，又或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，翻过来打倒一切，以为日本无文化，这都是同样的错误。”

那么现在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暂时离开了艺文学术方面来谈谈日本，贤哲我们还不大配得高攀，不过懂总是可以懂得一点，至于英雄更是隔教，怎么谈得呢？其实英雄即流氓耳，有些大流氓会成得大事，如朱元璋与德川家康，却是不可多得，普通的小英雄也就很是寻常，随时可以遇见，其成绩亦不过码头上拆梢之类，但在国际则是当然的罢了。

我们平日讲文化的虽然看不起他们，实际上仍是身受其害，不容得我们不注意他，今天破费点工夫来说几句话，关于日本现代的英雄事业，虽然不能说得明白，略为表示一点意见，也总是应当的罢。

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，中国称曰帝国主义，日本称曰大陆政策，结果原是一样东西，再用不着什么争论，这里我觉得可谈的只有一个问题，便是日本为什么要这样的做。

这句话有点说的不大明白，这问题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，本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一个日本，为主义也原可不择手段，而日本的手段却特别来得特别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？这就是我所说的问题。

我老实说，我不能懂，虽然我找出这个问题，预备这篇文章，结果我只怕就是说明不懂的理由而已。

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，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，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。

日本人最爱美，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，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。

日本人又是很巧的，工艺美术都可作证，行动上却又那么拙，日本人喜洁净，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，但行动上又那么脏，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。

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，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。

我们且具体的举例来说吧。

其一，藏本事件。

大前年夏天我往东京去玩，在日华俱乐部遇见好些实业家和军人，我提起藏本失踪的事来，一位中将答说：说起来实在惭愧。

可惜当时的日本报纸和通讯社所发表的文章都散失了，如有人编辑为一书，倒是很有意义的事。

其二，河北自治事件。

不知那里雇来的老头儿坐了破汽车到官所请愿说要自治，有日本友人对了来游历的参谋本部的军官谈及，说这种做法太拙太腌臜了，军官也不赞成，问你们参谋本部不是与闻的么？他笑而不答。

个人尽不以为然的，但事情总是那么实现着。

其三，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。

其四，走私事件，日本称之曰特殊贸易，如此名词颇有幽默味。

但只宜用作江湖上的切口耳，非国家所可用也。

其五，白面事件。

我曾说过，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，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，这于贩毒可以得到证明。

《管窥之一》中云：

“说毒化政策这倒未必然，大约只是容许侨民多赚一点钱吧。

本来为富不仁，何况国际，如英国那样商业的国家倘若决心以卖雅片为业，便不惜与别国开战以达目的，这倒也言之成理。

日本并不做这生意，何苦来呢。

商人赚上十万八万，并不怎么了不得，却让北平或他处的人民认为日本人都是卖白面吗啡的，日本平常动不动就说中国抗日侮日，其实如上边所说，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专售吗啡，岂不更侮日之尤，而其原因还不是在于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爱惜国家名誉的缘故么？”

以上诸例都可以做我的证明。